试比较王羲之与颜真卿的书法艺术

摘要:王羲之与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两个高峰,他们分别代表了两大流派的艺术风格,都在中国书法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他们分别创作了“天下第一行书”和“天下第一楷书”。因此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从成就、书法艺术风格、审美指向及审美差异性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关键词:  王羲之   颜真卿   书法艺术风格   审美差异性

晋代书法与唐代书法作为我国书法史上的两个高峰,在创作及审美追求上都各具特色。晋人书法呈现出平和自然、含蓄蕴藉的美的境界;强调情理统一,崇尚刚柔相济,骨肉相称,骨势与韵味和谐统一的“中和”之美,以“尚韵”著称。唐代则推崇雄强肥硕、豪放飞动的阳刚之美,以“尚法”见长。而王羲之与颜真卿便是这两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对中国书法史两个高峰时期代表人物的书法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是十分必要的,现试从以下几方面比较二者。

一、书法史上的两个高峰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因官至右军将军,故后世有“王右军”之称。在完成汉字书法演变,真草行诸体俱备的魏晋时代,他备精诸体。据《书断》中记载,王羲之“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开一代之风气,树百世之楷模,与钟繇、张芝并称中国书坛的三大巨匠,受到历代书家的顶礼膜拜。孙过庭的《书谱》从书体上说王羲之:“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王羲之功力深邃,天质盖代,备精诸体,尤擅行书,其平生创作最多的是行书,最擅长的是行书,流传最广的也是行书,所以他的主要贡献还是行书。他对刘德升行草之传人钟繇有继承,又有革新。他在行书的定型、美化和完善的过程中,承上启下,揭开了新的一页。他所创造的“若断还连、如斜反正”的新体,开一代新风,为行书的创作树立了美的典范。他的出现,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羲之的书法创造,受到了极高的赞誉。梁武帝萧衍说:“羲之书写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六)李嗣真赞他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乃“草之圣也”。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更是推崇备至。据张彦远《法书要录》所载,太宗皇帝所收的王羲之真迹有三千六百纸。太宗还亲自为他撰写传论。正是由于王羲之的书法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又得到了帝王的尊崇,所以,在东晋至唐初的几百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二王”统治的时代。人们崇尚王羲之,并极力效法,整个书坛笼罩在“二王”书风的影响之下。到了唐初,可以说是盛极一时。太宗皇帝推出《兰亭》真迹,命令大臣临摹,于是,朝野上下纷纷临写《兰亭》。我们今天有幸看到的《兰亭序》诸帖,就是初唐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冯承素等几位大家的临摹本,这理应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由此可见,王羲之的书法成为百世楷模,成为我国书法史上为人景仰的一座高峰。①
“物极必反”。随着王羲之字的空前传播,其末流片面的追求精工,丢掉了生动活泼的韵味,从而,使行书的创作逐步走入规范化、程式化的轨道。于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了书家的面前,即这种轻柔娟媚的书风何以能反映繁荣强盛的盛唐时代。于是,时代又孕育了一些勇于革新的有志之士。颜真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颜真卿,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世有“颜平原”、“颜鲁公”之称。是唐代杰出的书法家、政治家。
从总体来看,唐朝书法最为出类拔萃者,当属楷书。而颜真卿创造的“颜体”楷书,正是楷书的卓越代表。楷书经隋代的迁延,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的加工改造,虽然各具面貌,但并没有脱出王羲之父子的胎息。时至中唐,文学艺术新思想勃起,才人辈出。书学也如日中天。颜真卿革故鼎新,融会秦汉的郁勃神韵,两晋的古朴优美、北朝的雄浑气质、唐初的秀逸、中唐的肥劲宏博,转益多师,博取众长,祛尽虞、褚涓涓之习,一改以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的圣教书风,创造出大气磅礴、雄强博大、浑厚朴茂的“颜体”,把楷书书法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颜体”集魏晋以来的诸家之大成,所以苏轼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苏轼文集》卷六九《书唐氏之家书后》)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为人们树立了楷书的美的典范。
在行草书方面,颜真卿一变古法,于“二王”之外另辟蹊径,以雄秀正大的壮美风格巍然卓立,使时代书风为之一新。他的出现如异军突起,掀起了行书革新的巨大波澜,从此为行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可以说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也可以说是第二个高峰。
王羲之和颜真卿使书法艺术发展达到了两个高峰,他们像两颗灿烂的巨星,在书法历史长河中,始终发出眩目的光辉。王羲之、颜真卿二人并雄书坛,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二人分别创造了行书和楷书的两个天下第一,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而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

二、推陈出新,各开一代新风

王羲之和颜真卿都称得上是伟大的书法革新家。大胆革新的精神和惊人的创造才能则是他们之间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走过了一段曲折艰难的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们革新创造精神的闪光,他们都博精群法、推陈出新,各开一代新风。
晋代,书法是文人学士瞩目的艺术,当时的门阀世家几乎人人善书。王羲之的书学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相传他七岁开始学书,十岁曾窃读他父亲枕中的前代笔论,也曾得到其父王旷(善行草和隶书的书家)的指点。王羲之自述他学书经过时曾说:“余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而。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见《宣和书谱》引)②王羲之在书法艺术方面,具有天才的禀赋,极富于创造精神。清淡与玄学之风笼罩着晋代士人的整个精神生活,同时这种审美旨趣还体现于诗文书画之中。王羲之站在时代的前列,高瞻远瞩地把玄学、美学中的“言不尽意”、“得意而忘言”的观点运用到书法创作之中,使书法自身审美特征得到了弘扬。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师承一人,而是在不断地师法传统,不断地吸收前人的营养,来提高自己的书法艺术水平。他后来遍观前代名家法书,眼界开拓,大大增强了他美的识别能力,遂改变初学,博采众长,精研体势。这个转折,正是他革新精神的体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③其书风的特点表现为清峻飘逸。晋代清淡世风的影响,家庭的熏陶,先辈的启迪,是王羲之清峻书风形成的重要因素。他的草书师法于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于是增损古法,一变汉魏朴质书风,创造出妍美流便的书体,逐渐发展为清峻飘逸、自然流畅的风格。
王羲之家世重儒学,从小受到儒学思想的熏陶。他对儒家思想有着坚定的信仰,对社会有着强烈的道德感与责任感。但是社会的动荡,政治的黑暗,儒家的名教礼法亦失去了号召力。玄学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晋代名士都洒脱自然、不拘俗礼,追求高迈脱俗、风雅清远的精神境界。王羲之处于这种清淡的氛围中,他的身上自然流露出风流名士的特征。他崇尚老子、庄子,以“虚静无为”为最高境界,追求纯净脱俗之美。可见,晋代清淡的世风对王羲之清峻飘逸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让前人为自己的创造服务是王羲之书学的落脚点。在革新精神的指导下,他不是单纯地模仿前人,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汲取前人的养分去丰富自我的艺术创造。正如张怀瓘《书断》所论:“然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精研体势,则无所不工。”由此可见,王羲之学习钟繇、张芝,用剖析、增损和精研体势的方法,完全是从新的创造出发。这和盘泥于前人脚下,以模古为能事的庸俗之辈,是多么鲜明的对照。为了丰富自我的艺术创造,王羲之还广泛地从汉魏以来群众的书法作品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他把散见于前代和当世的书法作品中创造性因素集中起来,经过提纯,总结和艺术加工,融合统一在自己新的艺术创造之中。足见他非常善于学习。我们从现在所能见到的汉晋竹木简和帛书中,就可见到和王羲之书法作品相近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王羲之又是一个群众书法创造的集大成者。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王羲之能够把从博览所得的秦汉篆隶各种笔法巧妙地融入他的书法中去,博精群法,所以创造出妍美流便的书体,他的书法倍受推崇,故在我国书法史上有“书圣”之称。
“颜真卿出生于世代儒学之家,家学渊源。他的五世祖颜之推是南北朝著名的学者,曾祖之兄颜师古,是隋唐间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精训诂又善书法,曾祖颜勤礼,官至著作郎,祖父颜昭甫,工篆籀草隶书。母系中的舅公殷仲容是武则天时的秘书丞,书法名重一时。”④他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书法世家里。颜真卿三岁失去了父亲,幼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长期的刻苦磨练和良好的家庭熏陶,对颜真卿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切奠定了他以后成为政治家和书法家的基础。深厚的家学、广博的知识和伟岸刚直的人格是“颜体书风”形成的基础。                                     
书艺上颜真卿多方取法、广取博采,既虚心学习前贤,又善于妙造自然,并且不断创新。他先后学习过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等人的书法。尤其得到大书法家张旭的指点。他曾特意从长安赶到洛阳,向张旭请教笔法。他把张旭讲的一系列关于书法的理论整理出来,写成了一篇《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直传到现在。张旭不仅给他评论各家的优点和不足,而且认真剖析各家用笔和结体的方法，这是颜真卿书学道路上重要的一步。颜真卿在书法上的见解是不宗一家,荟萃诸大家于一体,这是他成功的关键。颜真卿的正楷,对于盛行于初唐的以王羲之父子为代表的一派来说,不论在笔法、结构、布局和墨法各方面,都有巨大的突破和创新。在行书方面也大胆地对王羲之为代表的秀逸姿媚的书风进行革新,别生新意地揉篆法于行草书的创作之中,从而创造了奇伟秀拔、圆劲苍古的新书风,开辟了行书发展的新纪元。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晋人“二王”、梁《瘗鹤铭》、北齐《文殊般若经碑》、唐初欧、褚的痕迹,但又不专是哪一家。细看他的书迹,若就形似而言,无一笔如蔡(邕)、王(羲之)、褚(遂良),若就精神而言,却无一笔不似蔡、王、褚。由于他广集博采,善于向古人和民间书法学习,又不墨守成规,所以终于能够别开生面,创造出一个“祛尽虞、褚娟秀之习”的颜体。博采众长、勤于实践和勇于创新的个性是“颜体书风”形成的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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