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飘向哪里
何处是最终的归宿/谁
也不知道，也无须知道
不知道才是最大的幸福
他痛心民族顺从的天性：
抗争是徒劳的
挣扎会加倍的痛苦
只有随波逐流才会舒舒服服
对饱受精神奴役创伤的国民性进行了批判，表现出自觉而强烈的启蒙精神和反思意识：
是的，我们必须忏悔
忏悔我们的愚昧
忏悔我们的盲目
敢于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五陋
假如一个民族不肯反思
这个民族就不会从梦中醒来
假如历史不反忍
历史的悲剧必将反复
假如你与我不肯反思，
就只能做一个可悲又可笑的阿Q
艾青的反思则有了对历史的哲学感受，把对个人的遭遇的观照，扩大到对历史现象和更具普遍性的问题的概括。《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和《光的赞歌》就超脱了对历史灾难的具体根由的探究，而在更开阔的空间范围和更纵深的时间过程中进行社会和历史反思。
郑敏则依然保有探索人生，把人生的体验升华为哲理性的沉思的特点。这是因为“人与有生命的自然所培养的默契，一种身心参与的亲切感，用心去捕捉自然呼吸的气息和脉搏的跳动，借感觉的尖细和细腻达到灵智上的呼应相通”的结果。 如《晓荷》：
还生命自身:
生命里有多少
遗忘时间的荷花，
尽管己是入秋了，
仍从容地舒展花瓣，
走完自己的旅程。
最终把残败的荷叶
低垂在水中，
那里有雪白的藕节。
诗篇写独立、自足、自适，把生命的价值交还生命自身。
与郑敏类似，陈敬容的诗歌也以探索人生和宇宙为主题，但不是以凝重思辨见长，而是从直接的感觉出发，由“外景触发内感”，表达出空旷浩远的冥思，如《老去的是时间》：
亿万颗年轻的心/冲出冰层，
阳光下欣欣颤动，
让我们，和你们，
手锗连接像长龙，
去敲响黎明的钟，
召唤那清新的风
传达的是时间虽然会老，但生命由于代代相传而永恒的思想。
由于渗透着个人生活底层的痛苦体验，归来诗人的反思就来得格外直接和真切。反思的结果是诗人们加深了对于中国灾难性质的认识，将反思的目光扩展到社会现实问题等领域，坚定了原有的人生理想和生活信念。
（三）艺术个性的回归
新时期伊始，人们对50年代以来诗坛日益僵化和荒芜的状况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获得政治解放、人身自由的归来诗人，或捡摘处于50-70年代“潜在写作”状态中创作的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作品，或重新拿起诗笔，迅速恢复和重建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伴随着诗人的归来，风格化、个性化、艺术化的诗歌也回到了新时期的诗坛。
1970年，曾卓在“文革”的灾难中他再次恢复创作，面对混乱、颠倒的现实，他从天真的自我反省中解脱出来，对生命和希望的吟咏成为他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内容，如《悬崖边的树》、《火与风》、《我有两支歌》、《生命》等。在归来后的这首《是的，我还爱着》中，曾卓反复强调了“爱”在生命中的意义：
我爱，所以我并不是
永远快乐的:有时我忧郁
有时我痛苦，有时我僧恨
我爱，不像年轻时那样热烈
却比年轻时爱得更深沉
爱是我的青春
爱是我的生命
我无力做那样的哲人:
微笑着走向
永远没有回来的国土
当那一天终于到来——
当我录后凝望这世界
我的眼睛(我的心)
将像红烛
燃烧着，又流着泪
当生命的灯熄灭的时候
我的眷念，我的祝福，我的爱
将化作一朵
永远永远
在空中飘流的云……
“爱”成为曾卓不断歌唱的主题，并构成他与世界的基本关系。表现出人性最伟大的呼唤。
同曾卓以爱作为抵抗不公正命运的方式不同，牛汉在与自然生命的邂逅、契合中找到了自我高贵灵魂和生命意志的寄托。他在“文革”中的“潜在写作”延续了其40年代诗歌的抗争和反抗的精神，此时期的诗歌，更多地展示生命内在的搏斗和坚韧。牛汉的“潜在写作”多取自于自然，他说:“大自然的奇特景象对我并非是常说的触媒体，而是生命久久期望的邂逅和梦想。” 他很容易被大自然的现象或生态所触动，然后将它们摄入自己的诗歌中。“文革”中牛汉下放到向阳湖劳动，在艰苦的劳动之余，诗人学会了与自然对话，把他对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复合的情感寄托在他所捕捉到的一个个平凡但又有爆发力的自然现象中。他说:“在向阳湖那五年间，我的命运与草木无异，才顿悟到人与大自然本来有着许多相似的命运与习性，这些自然的本性，是永远不会因人类社会的什么因素而泯灭的”。 生命的自然生存状态使诗人摆脱了对人的纯社会性认识，觉悟到生命高贵芬芳、坚韧强健的本性，并从这种本性中提取力量，使受难者获得慰藉与启迪，正如他后来谈到自己创作《悼念一棵枫树》的情境时所言:“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要象征什么，更不是立意通过这棵树的悲剧命运去影射什么，抨击什么。我悼念的仅仅是天地间一棵高大的枫树。我确实没有象征的意图，我写的是实实在在的感触。” 关切生命本身的受戮与不屈，将自己实在真切的生命感触和体验投射在客体生命之中，构成了牛汉独特的诗歌世界和精神世界，这种诗歌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一致性，及其产生的力量，对抗着当时由冷漠、平庸、倒错构成的荒诞而悖谬的人间，例如《华南虎》所呈现的诗歌情境，这是诗人在桂林动物园看到的一只笼中困虎，面对胆怯的观众、投石的小人:
它都一概不理!
又长又粗的尾巴
悠悠地在拂动，
峨，老虎，笼中的老虎，
你是梦见了苍苍莽莽的山林吗?
是屈辱的心灵在抽摘吗?
还是想用尾巴鞭击那些可怜而可笑的观众?
刚刚见到华南虎时，诗人与虎处于看与被看的关系中，诗人是看客，虎是被看者，诗人对虎存在好奇的心理，希望能看见它“斑斓的面孔”和“火焰似的眼睛”，但随着诗人持续的观看、体察和想象，老虎被囚禁、被伤害的屈辱和它对自由的梦想与有着共同遭际的诗人的生命体验契合交融起来。他们不再处于看与被看的冷漠关系之中，高贵而被囚禁的华南虎在诗人的眼里化成了受难的“圣像”:
灰灰的水泥墙壁上
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
像闪电那般耀眼刺目!
然而，诗中真正点爆诗人和读者诗情的是诗歌结束时的想象:
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
忧惚之中听见一声
石破惊天的咆哮，
有一个不羁的灵魂
掠过我的头顶
腾空而去，
我肴见了火焰似的斑纹
火焰似的眼晴，
还有巨大而破碎的
滴血的趾爪!
绝望和反抗绝望、痛苦和反抗痛苦，形成了诗歌最后而又最强的形象和声音。10多年后，在回忆写作《华南虎》的情景时，牛汉仍然不忘这“受难者”抗争命运时所产生的力量和给予人的启示:“华南虎不羁的灵魂，掠过人们的头顶，腾空而去，总属虚幻，……应当让滴血的趾爪掠空而过，让虎的受伤的血，一滴一滴，像灼热的熔浆，灼痛那些沉闷而麻痹的灵魂!”
（四）表现手法的回归
归来后的诗人，对于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同样进行了重新运用。
1980年《诗刊》第1期发表了归来诗人杜运燮的《秋》:
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声音，
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
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脸，
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
作者“运用四十年代就尝试过的把官能感觉和抽象联结起来的现代艺术手段”， 表达他对过去荒谬时代的记忆和感受，有浓厚的象征主义特色。诗中的自然景物都染上了诗人情绪的色彩，并具有含蓄、暗示的象征义，例如那刚刚过去的阵雨喧闹的“夏季”，指的是文革在诗人的记忆中留下的严峻、闷热和危险的氛围和印象，经历过“文革”的人应该能很自然地联想到那段历史，这种象征的手法使诗人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时既有一定的明晰性，又具有深层的暗示性，造成了一种朦胧、含蓄的审美效果。但这种象征的艺术手法却招致了某些诗人的指责。1980年《诗刊》第8期上发表了署名为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批评了杜运燮的这首诗，并称这一类诗是“朦胧体”的诗。这种批评“恰恰说明前代诗人艺术探索的经验积累，与当代固定于某种抒情方式的读者的艺术感受力之间存在的断裂”。 归来诗人携带着他们早期的诗歌观念和艺术手法跨越了二、三十年的历史断层，这种表现手法正是一部分归来诗人对现代诗歌表现手法，特别是象征、暗示手法的重新运用。
可以看出，时代环境、个人经历都会促使真正的诗人不断突破其旧有的美学经验。他们个性化的姿态和追求唤醒了诗人们的人格独立和艺术自由的精神。
归来诗歌，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曲折和失误进行了多层面和多角度的反思，对新一轮现代化建设中的落后和倒退进行了真实、真诚的批判和揭露，同时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生命价值、人格尊严和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揭示。
归来诗人尽管原属不同诗歌流派，具有不同的诗歌观念和艺术主张，但他们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或迟或早地受到“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熏陶，现实、反思、人道等新文学精神不仅成为他们诗歌的基本精神，而且已经渗入他们的人格和生命，他们在新时期的归来使当代诗歌重新接续上了40, 50年代的精神源头和艺术传统，并因其社会、人生体验的深入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通过回归传统，借助新文学精神资源，跨越历史断裂，为新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发展，找到了“一个可靠的逻辑起点”，提供了“一种合理的历史依据”。
归来诗人们正是延着正确的道路勇敢而又大胆的大跨步前进。可以说：“他们的归来是胜利的回归，在属于他们的舞台上，为自己赢得了掌声与喝彩！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3]张永健：《艾青的艺术世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4]艾青：《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5]牛汉：《梦游人说诗》，华文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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